朱次琦（1807～1882年），字效虔，又字子襄，号稚圭，南海九江人，南粤大儒，世称“九江先生”。他曾任襄陵县知县，从政时间只有190天，却政声卓著，美誉有加;功成名就之后，却又急流勇退，辞官归乡，收徒讲学；培养了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末民初大教育家简朝亮，状元梁耀枢等杰出人物；朱次琦被公认是晚清时期为人、为师、为官的典范。他学养深厚，遗留的诗文，被编为《朱九江先生集》。

重教爱民  重诺清廉
　　1847年，朱次琦中进士，以“即用知县”派往山西，任襄陵县知县。在任期间，他有效解决了该县乡民水利农田灌溉纷争，还坚持不用状纸、严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刑政易作教化，将监狱易作学堂，劝学积粟，禁敛民财，在衙门中厉行节约，以儒治民，使民俗大化，改变了当地的邪风恶俗。但在襄陵任职190天，朱次琦即辞官南返。由于他为官清廉，离开当日，百姓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为这位好县令送行。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生祠——朱使君祠。朱次琦离开家乡去山西当官前曾向亲友筹借了二百两银作为来回路费，在前往山西途中曾立下“南归不载晋一钱”的誓言。朱次琦辞官归里时，遇上太平天国起义，路途耽误，在途中要典当了自己的皮衣才得以回家。他辞官回归故里后，虽无为官年俸的固定收入，仍坚持节衣缩食偿还借亲友的钱，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还清欠债。

贯通经史 力倡实学
　　朱次琦是近代主张“经世致用”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力倡实学，治学严谨，主张“读书务大义，励志圣贤，由体达学”。他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他认为，以考据训诂为特征的汉学，是清朝禁锢人才之学，百年来多少“聪明魁异之士”毁于其间；八股科举，同样也使众多“佳弟子”成为“自暴自弃”者，因此现行教育必须改革，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对国对民有用之才。
　　朱次琦提出学习内容应尽可能全面，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并且读书不能只图表面，应求融会贯通。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提倡的掌故之学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朱次琦的这种实学思想主张在立足于历史传统的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具备了“与时俱进”的潜在因素。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和致用思想对于近代中国之改革启蒙、产业技术的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

收徒讲学 为国育才
　　1855年，朱次琦辞官南归，在家乡九江礼山学堂收徒讲学，长达二十余年。对于学生，朱次琦要求十分严格，他提出了四条治学标准：诚心、谨慎、克己、力行。他常对学生说：“处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兰熏，芳菲自远。”（此处可以多补充一些朱的学说思想、名言警句，尤其是廉政勤政方面的内容）根据平生修身治学的经验，他为礼山草堂制定了“四行五学”的学统。“四行”即“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使学生注重道德品质修养，学以致用为国效力。朱次琦潜心学术，亦留意国事，为人师表的他，爱国情怀更是言传身教。鸦片战争期间他曾作诗指斥琦善为“卖国通番贼”。1876年李鸿章因英国使馆职员马嘉理被杀一案，签订《烟台条约》，内有派员赴英道歉的内容，朱次琦认为是“损中国之威，长外人之气”，十分气愤。为了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朱次琦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他的得意门生除了清未维新领袖康有为外，还有翰林院编修、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清末民初大教育家简朝亮，同治钦点状元梁耀枢，军机大臣戴鸿慈等。朱次琦以其“以经世救民为归”的主张，对他的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康有为所撰《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中：“以躬行为归，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穿极学问，舍汉释宋，源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则吾师朱九江以之”。
　　朱次琦的学术成就及高尚品格深受门生及后人敬仰，获得“千秋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的美誉。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